文/王刚

编者按在1927-1936年间，由于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围剿”，中国共产党组织从上到下多次遭到破坏。在如此严峻的斗争环境下，一批又一批理想信念坚定、斗争意志果敢的中共党员，奋不顾身、前仆后继，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斗争赞歌，诞生了一个个党的组织机构不断被破坏、又不断成立的红色故事。在特殊历史时期，为了特定的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由上到下成立了各个层级的带有过渡性、临时性的领导机构。临时中央、临时省委和临时特委等党的临时领导机构，如雨后春笋般争相出现，给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神州大地带来新的希望。由于当时斗争环境复杂恶劣，党的斗争多处于不公开方式，且革命活动地域庞大分散，加之反动势力破坏导致机构变动剧烈等因素，导致记述临时机构的材料分散、简单，因而并没有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出于尊重历史事实、缅怀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本刊特刊登三篇以临时中央、临时省委和临时特委为主题的文章，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论述评价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成立过两个“临时中央”。第一个是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选出的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一直存在到1928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中央政治局。第二个是1931年9月，王明去莫斯科后，组成以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一直持续到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并改选中央政治局。虽然主政的时间都不长，但是由于都处在中国革命的低潮时期，党的事业面临严峻考验，两个“临时中央”都挑起了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担，既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一个“临时中央”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背叛革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在反革命政变前后，四川、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和广东等省也发生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进行大屠杀的事件。而6月份以来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作出一系列决定，企图以让步来拉住汪精卫、唐生智。这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当时武汉的汪精卫集团正在一天天向蒋介石集团靠拢，随时可能再次发生反革命政变。

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反对陈独秀的呼声越来越高，共产国际也不断批评并号召广大中共党员抵制党内的错误倾向。7月10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明确指出：“由此必须得出结论（共产国际得出的也是这样一个结论）：召开党的紧急会议，改选中央委员会，严厉批评党的领导，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各项指示，对那些认为党应当受国民党中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支配的人进行坚决的斗争，直至将他们开除出党。”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指示：“共产国际执委号召全体党员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团结党的队伍。共产国际执委号召全体党员与党底领导底种种机会主义倾向作坚决斗争。”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

于是，根据上述指示，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为了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党中央于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被选为委员。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此后，临时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尽力挽救革命事业。

谴责国民党反动罪行。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并庄严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革命分子继续合作。这个宣言虽然发得迟了一点，但对振奋党内的革命精神起到积极作用。7月15日，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宣告国共合作彻底破裂。此后，根据共产国际的电令，中共中央命令谭平山、苏兆征退出武汉国民政府，并于7月24日发表《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进一步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进行谴责。

◆192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

举行南昌起义。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赴江西九江，准备组织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7月20日前后，因发现张发奎已经站在汪精卫一边，李立三等立即抛弃依赖张发奎的幻想，建议独立发动反对南京和武汉的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行动，即南昌起义。中央临时常委会在获悉李立三等人的提议后，正式确定了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部署。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2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城。南昌起义是在临时党中央领导下打响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继续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

组建中央分局。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八七会议的决议，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建立党的秘密工作机关，组建全国的秘密交通网。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北方局，派王荷波、蔡和森去北方，根据八七会议精神整顿顺直（今北京<曾名顺天府>和河北<曾名直隶省>）、山东、满洲（东北三省）、山西及内蒙古各地的党组织；决定由周恩来、张太雷、张国焘等组成南方局，以张国焘为书记（未到职），下设军委会，以周恩来为主任，在周恩来等未到职前，由张太雷、杨殷等组织临时的南方局；任命张太雷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筹备和领导秋收起义。9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决议，放弃“左派国民党”的旗帜，提出宣传和建立苏维埃的口号。9月底到10月上旬，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武汉陆续迁往上海。同时在武汉设立长江局，由罗亦农负责。这时，党的所有领导机关都是地下的秘密组织。党开始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革命斗争。

领导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举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开始时虽然也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但在遭到挫折后，毛泽东适时地率领部队走上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广州起义部队由于未能及时退出广州，起义军虽在城内同英、美、日、法等国支持的国民党粤系军阀张发奎等部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但终因寡不敌众，在起义的第三天遭到失败。此后，被迫从广州撤出的起义部队部分武装力量在广东花县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转入海丰、陆丰地区，坚持革命斗争；少数起义者到达香港，后到广西参加了左、右江起义；还有少数人员撤到粤北韶关地区，加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队伍，后来上了井冈山。另外，湖北、广东、江西等省的党组织也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如黄麻暴动、海陆丰武装起义、吉安县东固等县的武装起义等。这一期间，党还领导了一些农民起义，如湖南醴陵农民起义，在赣县、南康、信丰、雩都（今于都）、寻邬（今寻乌）、兴国等地的农民起义，以及在南通、海门、如皋、靖江、泰兴地区的武装起义。这些起义的情况各不相同，结果各异。有些起义由于事先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客观条件不具备，结果失败了；有些起义由于领导者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状况，主观指导思想上有错误，最后遭到挫折。只有少数条件比较成熟、领导者善于抓住有利时机、实行比较正确政策的起义取得了成功。经过这些起义，越来越多的革命者认识到，只有到农村中去，特别是到那些受过大革命风暴影响的农村中去，才会有革命发展的广阔天地。

“左”倾错误的发生和纠正。在革命已经转入低潮的情况下，党需要认真总结南昌起义以来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恰当地分析形势，制定出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策略。为此，1927年11月9日到1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参加。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以及组织问题、政治纪律问题等决议，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在共产党领导下，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坚决领导农民暴动，实行农村割据；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耕种；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等等。这些都是正确的。与此同时，会议也提出了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左”倾理论，规定了没收中外大资本家企业等过左政策。此后，一些地区发生强迫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和盲目烧杀的“左”倾盲动错误。虽然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党中央随后发出通知，停止了一些暴动，避免了一些损失，但是并未彻底纠正带全局性的盲动错误。1928年2月下旬，在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基本上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形势，批评了罗米那兹关于所谓“不断革命”的错误观点。同年4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决议案的通告，承认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盲动主义”“杀烧主义”等“左”倾错误，并指出争取群众、建立城乡群众组织、巩固与健全党的组织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至此，这次“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1928年，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的路线示意图。

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革命失败后，在如何认识这时的社会性质，以及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党内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这就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党的六大的召开，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八七会议即提出过召开六大的问题。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召开六大的决议。1928年1月18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又一次讨论召开六大的问题。会议决定大会召开的时间是3月底。由于此时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因此，在开会地点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不久，当临时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当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将派代表团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党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党的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4月下旬至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根据主席团和各省代表团的提名，选出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会后，在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7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等7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5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等3人为常委会候补委员。7月20日召开的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常委秘书长。至此，第一个“临时中央”的历史使命完成，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接过领导中国革命的接力棒，继续奋勇前行。

第二个“临时中央”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其错误方针在各地开始贯彻执行。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这两人的叛变给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党采取果断行动，迅速将中央机关和中央的主要领导干部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此后，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周恩来于12月中旬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9月下旬，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6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这个党中央临时领导机构的成立，随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政策。

12月上旬，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组织局，负责人康生，专门管理全国党的组织工作。1933 年1月13日，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陆续迁到苏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博古、陈云去苏区，康生去莫斯科。李竹声留上海，组织“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作为临时中央的派出机关，代表中央指导白区党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联系。1月底，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张闻天、陈云、杨尚昆等到达瑞金。

1月30日，博古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张闻天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出席。博古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意见：为了工作方便，原上海和苏区的政治局委员合起来，选出一个中央总负责人。结果博古当选，张闻天为常委兼宣传部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任弼时为组织部长兼党校校长，陈云为常委兼全总苏区执行局党团书记，刘少奇为全总苏区执行局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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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会议决定，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对外称“中共中央局”，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4月22日，由于博古等认为任弼时执行“进攻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免去他的中央组织部长职务，由李维汉接任。6 月，任命潘汉年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直到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召开，第二个“临时中央”在这两年多的主政时期内，作出一系列“左”倾错误决策部署，给革命事业带来重大损失。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召开，主席台右起：任弼时、王稼祥、朱德、毛泽东、项英。

指导成立苏维埃政权。在共产国际的不断催促和大力推动下，1931年5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明确将建立苏维埃政府作为“苏区最迫切的任务”。同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举行。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大会通过了根据临时中央有关宪法大纲来电原则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临时中央提供大会讨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等法律文件。大会选出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苏维埃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和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文件，是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起草并提交大会的。在这些文件中，肯定工农大众享有各项政治、经济权利，但在中间派别、土地、劳动、税收等问题上规定了许多过左的政策，这严重影响了根据地的发展。

“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集团“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引起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左派的强烈不满。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党在同盟军内建立前线工作委员会，受河北省委领导，在军内正式建立党的组织。他们在军队中积极进行抗日的宣传、组织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工农运动，以塞外名城张家口为中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热潮。但是，当时临时中央的领导人仍然不能正确认识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不能正确地处理同国民党内愿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爱国将领的关系。他们认为冯玉祥同其他军阀“根本没有区别”，指责在同盟军内工作的共产党员只是“忙于组织‘暂时的上层的统一战线’”，而没有注意对下层群众的争取，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临时中央和中央驻北方代表还错误地指示同盟军中的前委，要求将在党影响下的军队“发展成为红军”，带到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这种错误方针，使得很多共产党员经过艰苦努力建立起来的局部合作抗日局面难以维持。最终，抗日同盟军在日蒋的联合“剿杀”下最终失败。北方的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南方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又在福建举起抗日反蒋的旗帜。第十九路军自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受挫后，被调往福建“剿共”。这支部队的将领蔡廷锴、蒋光鼐在同红军作战多次受挫中认识到，继续进行“剿共”没有出路，决心联合国民党反蒋势力李济深、陈铭枢和第三党的黄琪翔等，共同走抗日反蒋的道路，并决定联合共产党。1933年10月26日，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代表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代表在江西瑞金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22日，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成立后，双方又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停止了军事行动，确定了边界，并恢复了交通贸易关系。随后，从福建往根据地运去大量的食盐、布匹、药品、军械等物资，实际上部分地解除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这是国民党中响应共产党号召、接受三个条件同红军实行停战抗日的第一支军队。当时，中共临时中央继续执行“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政策，没有在军事上给予第十九路军的反蒋斗争以直接有力的配合。在蒋介石的军事“讨伐”和政治分化的压力下，加上领导本身失误等原因，第十九路军很快被蒋介石的军队击败，福建人民政府于1934年1月宣告解体。

粗暴压制党内正确主张。当看到“左”倾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后，一些共产党员提出了反对意见。刘少奇提出了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主张。他认为，当时的斗争不是“反攻与进攻”，而是“防御的与反攻的”。他从白色恐怖统治下赤色工会不易存在这种特殊环境出发，不赞成党的力量退出有群众的黄色工会，而主张利用黄色工会来组织和发展工人运动，他不赞成不顾客观条件硬性进行罢工斗争，主张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包括利用国民党的工会法，来组织工人斗争。他还主张向可能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以便与之联合，采取共同行动，并在这个过程中去影响他们，反对关门主义。在1931、1932年间，他同实行“左”倾方针的中央领导者几度发生争论，结果被指责为犯有“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并在1932年3月被撤销中央职工部部长的职务。无独有偶，北方党组织的李铁夫也提出了反对“左”倾方针的意见。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各省的力量还很弱。在日本侵略势力已经威胁华北地区时，党本应适应群众的抗日要求，发动和支持群众的抗日爱国活动，积蓄和扩大革命力量；而临时中央竟主张立即在北方创建根据地。对于这种错误方针，遭到李铁夫的坚决反对。1933年至1934年初，他写了10篇文章，批评北方党、实际上也就是批评临时中央的“左”倾方针。李铁夫的正确意见，得到了北方党内、团内一些同志的赞同和支持。但是，在执行“左”倾方针的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挥下，中共河北省委在1934年上半年开展了所谓“反铁夫路线”的斗争，把这些意见压制下去，李铁夫本人受到了撤销职务的处分。粗暴压制党内正确主张，不但打击了党内同志们的积极性，而且使“左”倾错误进一步蔓延开来。

根据地“左”倾错误发展。在国民党的恐怖统治下，中国共产党在白区进行活动本来就极其困难，“左”倾教条主义、关门主义方针的推行，使这种困难变得更加严重，使党在白区的组织和工作遭到严重的损失。例如，从1931年初到1932年底，中共河北省委遭到三次大的破坏，唐山市委、北平市委、直中特委也遭到破坏，白区赤色工会会员到1932年1月剩下不过3000人。由于缺少掩护，临时中央机关也难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于1933年1月迁入中央根据地。党在上海成立中央执行局后，继续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从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它遭到六次大的破坏，只存在了两年多的时间。1931年11月初，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在根据地创建、军事斗争、土地革命路线等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如主张加紧反对富农、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土地改革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成份要实现“无产阶级化”并洗刷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干部，红军应攻城略地来争取实现所谓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等。这与中央根据地领导人从实践中逐步总结出来的正确经验不一致。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对革命形势作了夸大的估计，认为红军和游击队的发展已经“造成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因此，“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为着实现这个“总任务”，决议规定长江以南的红军主力，夺取赣江流域的吉安、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以实现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长江以北的各地红军，积极进攻，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下游及平汉铁路的态势。另外，临时中央在根据地还错误开展了查田运动、反对“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斗争等，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进行批判和打击，革命力量受到极大削弱，再加上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934年1月4日，周恩来、朱德率领红军前方总部机关返回瑞金后，“中共中央局”名称停用，开始采用“中共中央”名称。1月15日至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举行，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同时是常委会），选举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王明（在苏联）、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等任书记，由博古负总责。 至此，党史上的第二个“临时中央”在工作了两年零四个月后即告结束。但它的路线却延续至遵义会议召开。

关于两个“临时中央”的评价

两个“临时中央”在形成和发展方面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在国民党反动势力对共产党人举起屠刀、中国革命遇到严重挫折的危急时刻，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缺失”从而无法正常履职情况下，为了革命事业继续发展而成立的党中央的临时机构。前者因陈独秀犯了右倾错误离开中央最高领导岗位，后者因向忠发被捕叛变无法正常工作。它们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成立的，也都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正如1927年6月9日，罗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上讲话中指出的：“共产国际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国际执委会指导所有国家的共产党。在这种危急形势下，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成员，必须按共产国际的指示行动。”二者的自主权都很小，事事都要请示共产国际，并且都随着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而结束。

两个“临时中央”在实际工作中都犯了“左”倾错误，起到了负面作用。由于二者都形成于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谷时期，因此都不同程度地犯了“左”倾错误，前者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后者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都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而且二者所犯的“左”倾错误都受到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影响。尽管1927 年 7 月 14日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认定中国革命仍为资产阶级，但是在11月 9 日召开的中共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却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间断的革命”，必然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会议接受了这种观点并通过相应决议。这样就助推了“左”倾错误的发展。随后，1928 年 2 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九次全会，通过斯大林、向忠发等共同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其中正确指出：中国革命还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阶段，认为它生长了社会主义革命或是“不断革命”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工农革命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必须反对盲动主义，反对无准备的暴动。但是该决议案4 月下旬中共中央才收到。后者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更为密切。王明能够走上中共领导的舞台并取得党内的统治地位，是因为得到了共产国际信任和支持。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即取得了校长米夫的赏识，而王明本人也在各种场合表示对共产国际路线的忠诚。共产国际扶植王明上台， 就是希望通过他保证共产国际的方针、政策在中国能够得到彻底地贯彻执行。王明抄袭共产国际决议拼凑而成《两条路线》小册子，成为其“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作，在革命性质、革命道路、阶级分析和党内斗争等各个方面，把“左”倾错误发挥到了极致，给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损失。

两个“临时中央”都结合所面临的时代任务，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中央领导机构遭到破坏、中国革命面临失败的危急时刻，它们都勇敢地承担起领导革命继续奋斗的重担。在“左”倾错误盛行的大背景下，第一个“临时中央”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纠“左”措施，避免了革命事业和革命力量遭受更大的损失。而且在组建中央分局、领导武装起义、筹备召开党的六大等方面，第一个“临时中央”都作出了积极贡献。由于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以博古为代表的第二个“临时中央”，犯了一系列的“左”倾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但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也不是说在这条路线的整个时期，全党没有做一件好事。”除了反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围剿”，它还领导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临时中央”发表一系列反对日军侵略的宣言、决议、号召等，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明确提出在东北抓住有利时机，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游击队，开辟游击区。中共开展的抗日斗争，对发动群众奋起反抗侵略、抵御外侮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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