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8日清晨，北京站月台薄雾飘散，一列从长沙出发的专列缓缓停稳。闸口刚一打开，人群里先探出程潜的拐杖、的军帽，而紧随其后的，是个身材清瘦的中年人——程星龄。迎候的队伍排成两列，毛主席在最前，一边挥手一边转头吩咐：“程潜、陈明仁都在，但千万别落下我那个小同学！”

这种规格的迎接，整个新中国也就两次：一次是宋庆龄，一次就是今天。车厢门还没完全放下自动梯，毛主席已迈了两步，上前抓住程潜的臂膀，又探身看见程星龄，笑道：“小同学，终于把你盼来了。”随行的百余位各界代表见状，连连鼓掌，场面既庄重又带点久别重逢的热络。

大伙刚落座中南海西门外专设的接风宴，程潜悄悄回忆起一个月前的夜晚。8月4日深夜，长沙浏阳门城楼灯火通明，程潜和陈明仁在通电稿上签名，郑重宣布起义。那封三千余字的“起义备忘录”，其实出自程星龄之手。毛主席后来得知内情，当即批注：“记下此人，功劳很大。”字迹用朱笔，圈得特别醒目。

有意思的是，名单敲定时，毛主席边看边自言自语：“同学录里那个程不云，一定就是他。”原来，两人同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校友，只不过一个第八班，一个第十五班。年代相隔七年，课堂上未见过面，可校内传说早就把“润之”吹成了明星人物，低班生私下都把他叫“能顶梁柱的高个子”。

9月9日午后，全国政协会议前的空当，毛主席让卫士通知程潜、陈明仁：“别的事放一放，我想同小同学聊聊旧书。”菊香书屋里不摆山水，不挂仕女，只有两把藤椅。一走进去，程星龄立刻看出：墙角连半盆秋海棠都没有，跟南京那些大员之家简直天差地别。

“听说你带了一本同学录？”毛主席伸手要。书页边角起毛，年份标着民国六年。翻到第十页，他指着自己的名字戏谑：“润之若要润土，还得天上有云。你这个‘不云’，可不能缺席。”程星龄一怔，随后顺势回答：“云雨都被您借去做革命了，我跟在后头，才算沾点润泽。”一句俏皮话，把两人七年距离拉近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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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到午餐时间。伙食极简：高粱米、白菜帮子、两块红烧肉。程星龄忍不住低声感叹：“主席，这也太家常了吧？”毛主席放下筷子：“老百姓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以后工人农民来见我，心里才踏实。”一句话，说得在场翻译忙把餐巾塞进口袋忍笑。

10月初，新政府机构大体排定。程星龄被约去勤政殿。毛主席开门见山：“你想做什么？先提个意见。”这下难住了他，只答：“听主席安排。”毛主席摆手：“不能都这么说。陈明仁说他还想带兵，那就让他带兵。你总有个方向吧？”程星龄迟疑半晌，低声提了个念想：“其实一直想加入共产党，不知够不够资格？”毛主席沉吟片刻，却给了另一个选项：“民革更需要你。那里都是国民党里转过来的老同志，少一个骨干可不行。”一句话，既点明统战布局，也给程星龄留下回旋。

1949年11月初冬，北京的风硬得像刀子。毛主席带队游天坛，程星龄故意站在后排，肖像记者举起相机，他又往柱子后挪。陈毅看出端倪：“别躲嘛，老程，你对我们可有大用。”旁边的罗瑞卿也打趣：“南京政府悬赏捉你都没逮着，还怕留下影像？”毛主席听见，扭头笑骂：“再躲，我扣你小同学的帽子！”

1954年，十三陵一游再次重演相似场景。这回毛主席手里拄着竹竿，开玩笑道：“我们今天是来跟朱棣借点米面。”众人哄然。合影时，他干脆把程星龄抓到身边：“不拍清楚，下回儿孙们都认不出你。”

程星龄在湖南做副主席期间，毛主席陆续转来几封求助信。一个衡山老兵，一个长沙卖字画的老人，都因生活拮据向中央求援。毛主席批语极简：“人都会老。若无统一办法，可酌情照顾。”信上能看出两处地方加了重墨，显然是写完后又返回涂粗。“敬老尊贤”四个字，被他用行动落实得明明白白。

在民革工作的日子，程星龄跑遍湘赣边县，筛选旧政权遗留下的教师、医生、技术员，帮他们再就业。不少人感慨：“我们没被清算，反倒管饭。”程星龄总说：“政策就是桥，谁愿走，就渡过去。”1950年至1980年代，他每一次上北京，都带厚厚的调查册，敲定投资项目、师资互调、灾后救济，像陀螺一样转。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这正是毛主席当年那句“民主党派的工作也是党的工作”的生动注脚。

1987年10月，湖南省委送来公文，将已于三年前病逝的程星龄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家属整理遗物时，在柜子底层发现那本发黄的《同学录》。扉页上，夹着一张折痕清晰的便条：毛主席字迹，寥寥三行，“小同学用得上，可留作念想。”纸张轻薄，却压得住半个世纪的情分。

这份情分，始于一师，成于长沙起义，又在新中国的晨曦里，被一次“不要忘了我那个小同学”的叮嘱牢牢镌刻。